赵薇事件是怎么回事 2001年，拙作《玉秀》在《钟山》的第六期刊发了。写《玉秀》有故事。玉秀给了我很多的帮助。
我要感谢批评家，他们认为我有宏阔的理想，梦想着拥有自己的“文学地理”，这才有了“王家庄”系列。我要老老实实地说，写《玉米》的时候我的心思非常简单，就是写一个中篇。但是，意外发生了，《玉米》只到一半，那个叫玉秀的姑娘老是站在一棵树的后面，在盯着我，目光很不本分。非常抱歉，我这样说有些轻佻了，不像一个作家该说的话。可我必须说出当时的实情：我正和玉米单独相处呢，一抬头，我就看见玉秀了。慢慢地，我和玉秀之间有了可怕的默契，只要一抬头，我总是能够看见她。这个可怕的默契让我也不那么本分了。
40多天之后，《玉米》竣工了，就在第二天的上午，我在电脑上打出了一行字，是初号的隶体字——玉秀。
玉秀“死了”
为了把事情说清楚，我有必要交代一下《玉秀》的故事梗概：年轻的玉秀在王家庄被人强暴了，她一个人来到了镇上，也就是大姐玉米的家里。在玉米家，玉秀遇上了大姐夫郭家兴的儿子、年轻的工农兵大学生郭左。日复一日，郭左和玉秀相爱了。但是，玉秀到底是郭左的“姨妈”，在怀有身孕的玉米眼里，这场再正常不过的爱情成了标准的“不伦之恋”。为了阻止“儿子”郭左爱上自己的妹妹，玉米以不经意的方式把玉秀被轮奸的事情告诉了郭左，绝望之中的郭左强奸了玉秀。玉秀也怀孕了。未婚先孕的玉秀在小镇上成了千夫所指的烂货。玉秀一烂到底，哪个女人得罪了自己，她就勾引哪个女人的丈夫。最终，玉秀把一个男人带上了粮库里的菜籽堆，就在他们站在菜籽堆上苟且的时候，两个人的身体陷进了菜籽，玉秀和那个男人一起失踪了。一年之后，人们在清理粮库的时候，粮库的工作人员从菜籽堆的地面上发现了一块大疙瘩，一敲，是两具白色的骷髅。
《玉秀》写了大约三个月，完稿之后我如释重负。我在第一时间就把《玉秀》交给了《钟山》的编辑贾梦玮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我的确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计划，我决定写一个三部曲，再写一部《玉秧》。从理论上说，写完了《玉秀》，我应当接着就写《玉秧》才对，可是，我停下来了。我没法开始，我没有办法去接近玉秧。玉秀的模样挥之不去。在我的写作生涯里头，最艰难、最虐心的一段日子就这样开始了——玉秀赤裸的身体正沿着菜籽往下陷，越陷越深，直至没顶，最后是她的十只指头。这个该死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回放，一遍又一遍，没完没了。玉秀在下陷的时候恐惧么？我在《玉秀》里头刻意回避了这个部分，我没有勇气面对它，恐惧的是我。这恐惧与日俱增。我甚至不敢深呼吸，我的身边全是菜籽。无论是鼻孔还是口腔，只要我做深呼吸，无穷无尽的菜籽就会冲进我的体内。我想把玉秀从我的脑海里赶出去，但是，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。我非常清晰地知道，玉秀在菜籽堆里，她还活着，赤身裸体的。她身体的内部还有一个孩子。这个透明的、不停地蠕动的胎儿让我寝食难安。
写小说是我非常热爱的一件工作。它适合我。我喜欢虚构。作为一个行为能力不足的人，我喜欢虚拟的世界。道理很简单，我只是“坐在那里”就把所有想做的事情给办妥当了。“想象”是零成本的，不费体力，它几乎偷懒。
但是，玉秀死了。不幸的是，在我的想象里，她依然活着，在挣扎。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杀死玉秀的其实是我。我用想象、用语言，一个字一个字地，把玉秀送上了菜籽堆，并让她滑落了下去。在写《玉秀》之前，我在写作的过程中面对过无数的死亡，但是，2001年，我第一次知道作家是可以杀人的；2001年，我第一次知道作家这个职业远不如我“已知”的那样干净。我突然意识到写作很可能是一个脏活，很可能。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吓了我一大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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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与他的人物
如果有人问我，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人际是什么？我会毫不犹豫地说，是小说家与他所描绘的人物。一个在明处，一个在暗处。一个是物质的，一个是非物质的。他们处在同一个时空里，他们又没有处在同一个时空里。这是一种非常独特、非常微妙、近乎诡异的人际。这种复杂性和诡异性依然和人的情感有关。它牵扯到无缘无故的爱，它牵扯到无缘无故的恨。如果说，在现实生活里，人类的爱和恨还有那么一些“现实依据”的话，我要说，虚拟世界里的爱恨情仇要复杂得多、鬼魅得多。一个并不可爱的人，写着写着，你爱了；一个你非常爱的人，写着写着，你不爱了。这有什么道理可讲么？最极端的例子大概要算曹雪芹和林黛玉了。曹雪芹几乎从来没把林黛玉“往好处写”，从头到尾，我们所看到的都是黛玉的“不是”，一个标准的、有心理暗疾和行为缺陷的问题少年。但要命的是，曹雪芹越写越爱她；读者越读越爱她，一边爱一边数落她的不是——你就不能改改么？你要是改了，你又何至于这样呢？
在如此复杂、如此鬼魅的爱恨情仇里头，小说家和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太像爱情了——你深爱并沉醉的，往往是恋人的毛病，那些哑喑的、古怪的毛病。塞万提斯所爱的，是堂吉诃德的一根筋和莽撞；莎士比亚所爱的，是哈姆雷特的优柔和犹豫；哈代所爱的，则是苔丝的单纯，骨子里其实是愚蠢。苔丝与德伯维尔，王熙凤与贾瑞，同样是面对男人的勾引，苔丝如果有王熙凤千分之一的世故、千分之一的自我保护能力，苔丝又何至于杀人？同样是把男人杀了，凤姐所用的是“追风无影刀”，保全的是她的名节；苔丝却选择了愚蠢，直接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。
我的问题是，小说家如此偏爱虚构人物身上的毛病，是不是小说家阴暗、变态？不是。相反，是小说家热爱生活、渴望光明。
我不止一次在公开的场合承认，在我所有的小说人物当中，最爱的那个人是玉秀。玉秀当然是不完美的，她的身上有致命的缺陷，轻浮，虚荣。但是，请允许我为她辩护，她是无害的。
可是，我为什么就不能接受玉秀的死呢？是什么力量让我寝食难安的呢？说到底，小说家不是机器，不是人工智能，他无法规避他的情感。
“5年来，台湾各级学校学生总数减少28.3万人，呈逐年下降趋势；其中15万人为大学及专科院校学生，占比过半。”
贾梦玮告诉我，从一个编辑的角度说，《玉秀》肯定是好的，但是，作为一个读者，这样的玉秀他不能接受，太残酷了。
玉秀的“重生”
但是，让玉秀活下去，这个谈何容易。写过小说的人一定会同意这样一种说法，修改小说的结尾，有时候会修改到小说的开头。我打开了电脑，找到玉秀发现自己怀孕的那个部分，然后，拉黑，一直拉到小说的结尾。我几乎没有犹豫，一点鼠标，删了。不能犹豫。一旦犹豫，我就彻底失去了勇气。
《玉秀》这个小说真的很有意思。在我写到不到两万字的时候，我四岁的儿子趁我离机，悄悄走进了我的书房。他喜欢玩电脑，尤其喜欢键盘和鼠标。他的小手噼里啪啦就是一顿敲打。在我再一次回到书房之后，《玉秀》神秘地消失了。我要承认，我在电脑上是一个白痴，但是，因为恐慌，更因为强烈的求生欲望，我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，拿起鼠标，到处找。就在当天晚上，我把江苏作协的电脑专家张荣彩请到了家里，渴望能够看到奇迹。奇迹没有发生。夜里头，梦玮帮我找来了一位“天才”。忙活到半夜，“天才”说：“实在对不起。”在他说“对不起”的时候，我一点儿也不想夸张，我的脑袋上冒出了青烟，差一点儿就晕厥了。我望着无辜的儿子，一点一点地控制住我自己，一点一点地安慰我自己——你行的，你需要的只是安静下来。真正的奇迹还是出现了。依靠《玉米》所延续下来的那种叙事语气，一点一点的，我居然又捞回来了。
现在，我必须面对《玉秀》后半部分的第二次书写了。当然，不一样。这一次没有记忆可以依傍，我能做的事情只是“重写”。我要说，我的重写表现出了一个小说家应有的骄傲，我很淡定。我有淡定的理由，玉秀没死，她还活着。无论她未来的人生怎样艰难，我们一起来面对。玉秀不再窒息了，她身体内部的孩子不再窒息了，我也不再窒息了。从窒息当中返回自由的呼吸足以保证一个人的淡定。玉秀是这样告诉我的，天无绝人之路；我则对玉秀说，天无绝小说之路。
4个月过去了，最终，我把遍体鳞伤但依然活着的玉秀带到了贾梦玮的面前。这不只是一部作品的完成，我愿意把它看作自己的成长。我说“成长”可不是一句空话，它有非常具体的内容——作为一个小说家，我对想象力有了一些修正性的认识。
想象力是最神奇的孩子，他白衣胜雪，光芒四射，万千宠爱在一身。我爱他。但是，即便如此，我依然要说，你不能为所欲为。在任何时候，为所欲为都意味着邪恶。哪怕你正在做一件最为正确的事情，你也不能侵犯一个普通人——比如说，我——最基本的、最日常的情感。你不该无视我的感受，无论我多么爱你。你没有资格让我臣服。如果你太过分、太骄横，那么孩子，你坐下来，我想我们该谈一谈了——你究竟拥有多大的权力？你的权力该不该受到制衡？
其实，问题的核心在于，小说家究竟该拥有多大的权力？作家在他所虚构的人物面前可以不可以为所欲为？严格地说，这不是我“思考”得来的问题，不涉及“形而上”。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位年轻的乡村姑娘，她美丽、轻浮、虚荣。她叫玉秀。她是第一个向我提出质疑的虚构人物。是她，让我真正面对了人类的基本情感。同样是她，让我真正面对了人类架构性的基本常识。可以说，我塑造了玉秀，玉秀也再造了我。
（《小说课》毕飞宇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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